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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確定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數額應當考量可責難性等三個要素

    發表時間:2021-03-29 來源:《中國生態文明》雜志2021年第1期

    確定生態環境懲罰性賠償數額應當考量可責難性等三個要素

    楊柳青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第1232條確定了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這是完善我國生態環境侵權責任法制的重大舉措,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大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232條在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的數額設置上,采取了“相應的”這一表述。這一表述帶有很大的模糊性、不確定性。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能需要對案件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關系、法益等因素進行權衡,在現有法律的基礎上斟酌個案案情以確定賠償數額。筆者在現司法實踐的基礎上,運用動態系統論的思維,對生態環境侵權的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相應性”所涉及的要素進行了考量,認為應重點考慮三個要素。

    考量要素之一,訴訟形式

    賠償數額確定的前提,是對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適用的范圍進行界定。筆者認為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適用于所有的訴訟形式,主要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往往要考慮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只有適用于所有的訴訟形式才能保持懲罰性賠償在適用范圍上的周延性;二是實踐中針對同一個侵權行為,往往難以同時提起三種訴訟形式,考慮到司法便利、節約司法資源,更宜將懲罰性賠償納入所有訴訟形式。

    對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明確后,還需要明確三個問題。

    其一,訴訟形式不同,懲罰性賠償所依據的標準也不一樣。環境侵權私益訴訟多考慮到人身、財產的損害,環境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多考慮到生態環境的損害。

    其二,注意協調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中生態環境修復費用、虛擬治理成本與懲罰性賠償的關系。如中華環保聯合會訴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大氣環境污染責任糾紛公益訴訟案中,原告方專家意見中便明確虛擬治理成本中不包含懲罰性賠償因素;在江蘇省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訴徐州市鴻順造紙有限公司水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中,法院嘗試根據被告違法排污的主觀過錯程度、排污的隱蔽性以及損害后果等因素,確定了帶有一定懲罰性質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梢?,實踐中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所規定的生態環境修復費用、虛擬治理成本很有可能已包含懲罰性的因素,注重協調兩者的關系十分有必要。

    其三,注意不同訴訟形式中的責任競合,當環境私益訴訟、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同時出現時,對環境公益訴訟、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所要求的懲罰性賠償只能擇一主張,其原因在于兩者都是基于對生態環境本身進行救濟,而環境私益訴訟是對被侵權人的人身、財產進行救濟。

    考量要素之二,補償性賠償數額

    補償性賠償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前提,其在構成要件方面包含于懲罰性賠償。在數額方面,補償性賠償遵循著“填平原則”,主要考慮被侵權人的實際損失情況。然而,懲罰性賠償是在補償性賠償之外,為懲罰賠償方惡劣行為并阻遏其或他人實施類似行為而給予的賠償。

    從我國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相關規定來看,主要有5種表述:第一種表述模糊,既不規定具體倍數又不規定上下限,如我們本文探討的《民法典》對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的有關規定。第二種,設定具體倍數。第三種,規定下限。如《食品安全法》第148條規定“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增加賠償的數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采用了“倍數+下限”的模式。第四種,規定上限。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第2款規定,經營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務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費者提供,造成消費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受害人有權要求經營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等法律規定賠償損失,并有權要求所受損失二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第五種,規定可選擇的空間。

    分析《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等,其將“商品價款、服務費用”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倍數參照,實際上與受害者所遭受的損失具有一定的關聯。也就是說,其懲罰性賠償制度在設計的過程中已參考了補償性賠償。

    筆者認為,生態環境侵權領域的懲罰性賠償應當采取彈性數額模式,可以與受害者遭受的人身、財產損失相聯系,與生態環境修復費用維持一定的比例,同時考慮設定上、下限,并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讓法官綜合多方面因素做出判決。

    考量因素之三,侵權人可責難性

    一般來說,侵權人實行侵權行為的可責難性越大,懲罰性賠償的金額越高,對此??紤]侵權人的主觀狀態和客觀狀態。

    侵權人的主觀狀態指的是其主觀惡性程度。例如鴻順造紙公司案,作為江蘇法院2016年度十大典型案例,初步探索了根據被告的主觀惡性裁量具有一定懲罰性的修復費用計算方法。在制度設計的體現上,對侵權人懲罰數額從“或有或無”擴展為“或多或少”,即對于主觀惡性較大的懲罰性賠償數額高于主觀惡性較少的。

    對于侵權人主觀狀態的考量,可以從侵權人是否曾受到行政處罰、其侵權行為持續的時間、排污的隱蔽性、獲利情況等外在客觀行為推斷。侵權人若存在已受到行政懲罰、侵權持續時間較長、采取滲透等隱蔽性較強的方式排污、因排污獲得較大利潤的情況,則傾向于認定其主觀惡性較大。

    侵權人的客觀狀態包括損害事實、違法行為、履責能力、整改情況、獲利情況、其他責任等。

    從侵權人的違法行為來看,如行為本身的手段、惡劣程度以及有無多次違法行為,對于多次違法者,可以考慮適當加重懲罰性賠償力度。

    從侵權人的履責能力來看,懲罰性賠償對侵權人具有懲罰的功能,若對不同經濟狀況的侵權人以形式平等而處以同等數額懲罰,可能會造成對經濟實力較強的侵權人打擊不夠、對經濟實力較弱的侵權人打擊過重的情況,因此,應當考慮企業運行狀態。

    從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來看,只有懲罰性賠償大于獲利金額時,懲罰性賠償的懲罰、遏制功能才能得以實現。

    從侵權人所承擔的其他責任來看,若其所承擔的其他形式責任已對該侵權行為給予了較大程度的懲罰,則可以適當考慮降低其懲罰性賠償的數額。

    綜上所述,關于生態環境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賠償數額考量,應當遵循動態系統論,可借鑒國外的彈性數額模式。在區分私益訴訟與公益訴訟、生態環境賠償訴訟的基礎上,按照補償性賠償的數額設置倍數區間,并考慮是否設置上、下限。針對涉及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在考慮懲罰性賠償時候應當結合補償性賠償數額、侵權人可責難性、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虛擬治理成本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使懲罰力度維持在合理的范圍內。

    生態環境侵權領域的懲罰性賠償,作為傳統民事法律責任中的“異類”,給司法實踐帶來了新課題,需要相應的配套措施予以完善。其中涉及的諸多問題仍有待學界、業界進行深入分析與討論。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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